波士顿书评·特稿|关军：独自在东京“种土豆”的中国出版人

内山书店“新刊话题书”陈列

还有⼏家中⽂书店，原本不是以卖书为主业，还是愿意代卖这套书，以表⽀持。局外⼈书店的店主赵国君先⽣告诉我，“销售员”做的事让他很惊讶，很佩服。

“销售员”此处不加引号才对，此情此景的这个⼈确实在沿街卖书，只不过他不⽌于销售，同时也是这套书的策划、编辑，⼏乎是“⼀⼈出版社”。两年前，他还是北京⼀家国有出版社的副总，全社⼀年的⽣产码洋可达到7个亿。

姑且称他为老张吧，这是朋友们更熟悉的。到了⽇本，他把⾃⼰的名字复杂化了。在个⼈公号上，他⽤“老张在东京”这个⾝份，旁观“我的朋友张适之”做个体出版的全过程。

他说，⾃⼰来东京，最幸运的就是“认识”了“張适之”。

有时，老张直接说出“我的傻叉朋友张适之”，⼀副冷眼旁观看笑话的阴暗，嘲笑张适之的异想天开，不⾃量⼒——这个流落他乡的⼈，居然放出豪⾔，五年内在⽇本出版中⽂世界的100本好书。

第⼀次⻅到老张，是在池袋，他为了躲雨意外拐进⼀家华⽂书店，这家店以前是⼀家规模不⼩的书店，且发⾏东京最⼤的华⼈报纸《闻声报》，现在则⼤部分⾯积是饭店，⾝为⽂化⼈的店主老杨，倔强地为图书留出⼀个⾓落。这样的书店似乎在敲打老张，在⽇本卖中⽂书，你在发烧吗？

在我们⻅⾯的东北餐馆，同样的敲打前⼀天也发⽣过。在⽇本⽣活近40年、同样从事出版的⼀位老师，告诫老张，放弃幻想吧，在⽇华⼈很少有⼈看书。

在此之前，老张拜访了另⼀些久居⽇本的华裔⽂化⼈和出版从业者，得到的忠告都类似。给予他⿎励的，只有知名学者李⻓声⼀个⼈。

“我知道很多⼈都在旁观，看我到底可以撑多久。”第⼆次⾯谈，老张提及⾃⼰的处境。

那天他刚刚经历⼜⼀个⼩挫败。他去⽻⽥机场的书店推销那套书。与店员解释了半天，翻译软件加⼿势，但毫⽆结果。“店主不在”是对⽅的托辞，即便店主在，也未必能理解这个独特的推销员想⼲什么。

老张的第⼀次“冒险”始于2001年，他裸辞湖南⼀所名校有编制的教师职位，开始“北漂”，⼀头扎进北京的出版圈。入职的第⼀家⽂化机构，出版了⼀套当时⼤受欢迎的书，“在北⼤听讲座”，老张（那时还是⼩张）参与其中，成就感爆棚，“⼀个图书编辑，你怎么进入这个⾏业的，就决定了你的品味。”老张后来也做⼀些他不钟爱的书，但“在北⼤讲座”这种泛学术的、带有普及性的书，⼀直是他做出版的命中之约。

他⾃⼰开过出版公司，也曾协助徐老师做过财新图书⼯作室，出了《乡关何处》《半⽣为⼈》等他乐于提及的书。

曾有⼀家外地出版社想进军北京市场，找老张所在的公司合作。和国有企业搭台唱戏，调⼦总也合不到⼀处。尤其是，出版⾏业⾯临各种各样的“规矩”，早些年让他钟意的那种作品，很难拿到准⽣证。

“公司好⼏亿的码洋，超过⼀半都是我分管的部⻔贡献的，我拿着⾼薪，⽽且我喜欢喝酒，爱交朋友，如果继续混体制，会很舒服。但那不是我想要的。”老张匆匆往嘴⾥扒拉着⼀份⽇式⻄餐，急于把话题继续。

不过，更深⼀层的困扰，老张觉得“没法拿到台⾯说”，反正就是⼀种不可抗⼒，到了2017年前后，圈内朋友⻅⾯，都觉得越来越没有价值感了。最终，有些更重要的东⻄，让老張放下对⾼薪、名头、舒适区的贪恋。

他有个亲戚在⽇本⽣活多年，全家⼈之前来过东京，它的⼀些属性让老张夫妇愿意做出决策。

老张夫⼈不关⼼其他形⽽上，她更在乎孩⼦的教育。他们爱北京，却爱得憋屈，他们在这⾥买了房，创了业，纳税20年，等孩⼦上学以后，却像这城市多余的⼈，更不敢想今后的⾼考。

2021年下半年，老张的两个孩⼦在东京板桥区入学，学校很贴⼼地给孩⼦安排了华裔同桌，这样既能帮忙翻译，⼜第⼀时间有了朋友，消除了初来的陌⽣感，适应得很快。听说，不同区的学校采取另⼀种办法，就是安排志愿者“陪读”60个课时以解决外籍入学学⽣的适应问题。到了考取公立的“都立中学”环节，对这类“新⽣”也提供了“归国⽣”录取名额。

“原本做好了⼼理准备，来别⼈的⾸都做⼆等公⺠，却没想到被优待了。”老张慨叹。

到东京的路不是平的。原本2018年年中就在办⼿续，中间走了冤枉路，花了冤枉钱。⼀年多以后，终于办妥经营管理签证，注册了出版公司“读道社”，作为主申请⼈的老张夫⼈也先登陆了⽇本，疫情和封控来了。老张滞留北京，妻⼦搁浅⽇本，有⼀年半的时间，东海隔开了⺟亲与两个年幼的孩⼦。

到了2021年下半年，终于可以去⽇本了。老张拖着7个⾏李箱，带着3个孩⼦（还有⼀个是朋友的），不敢回头地辞别北京。远离故乡做京漂，恰在20年前，他在公号⽂章⾥唏嘘不已。

“此地⼀为别，孤蓬万⾥征。”老张觉得开启了⼈⽣的下半场，其苍茫感是20年前那次不能比的。

在机场填了⼀份表格，向⽇⽅表明，这次登陆是⾃愿的，然后就过关了。按规定，到了东京要居家隔离14天，但和中国式的隔离不同，下楼活动没⼈限制。这期间还搬了⼀次家，向管理部⻔请⽰，⼈家说，没问题啊。

在东京，两个孩⼦像盐融入海⽔，只⽤了半年⼯夫，就基本能跟上教学进度了。经常有华⼈朋友到家⾥做客，难免问孩⼦，你们这样的在学校会受歧视、会被霸凌吗？

两个孩⼦异⼝同声，不可能。甚⾄调⽪地说，⽇本男孩很“怂”的，不被我们欺负就不错了。

在社区⾥，总是听得到好多孩⼦⼀起玩耍的热闹，都不需要家⻓陪护。⼩孩⼦⻅到老张热情地打着招呼，他觉得全家⼈第⼀次回到真实的⽣活，尤其他⾃⼰。

不过，幸福是孩⼦的，老张的脚并没落地。⾝后的⼤陆，纷纷扰扰⼜⼀年，虽是“隔岸观火”，却难免⼼焦。骑⻋、登⼭、打篮球，老张打发着时间，注册的出版公司⼀纸空⽩。他不断咨询，想法得不到⽀持。

2023年6⽉，老张去东京⼤学听了⼏场讲座，秦晖等学者⼀开讲，发现教室⾥⼀下⼦冒出好⼏百听众，怎么能说在⽇华⼈不读书呢？他想起了“在北⼤听讲座”，突然就觉得，⾃⼰想做的事，还是有“⼟壤”的。

老张最先得到傅先⽣的⽀持，书稿版权优惠，⽤⼀些书抵做稿费就好。2023年秋天，老张对⾃⼰说，“开始⼲吧”，东京最⼩的出版公司，两个⽉就搞出两本书。老张⾃我评价说，嗯，效率很⾼。

老张告诉我，除了这两本，计划中还有四本他中意的书，还在流程中。公司⾥，“老板”负责设计，其他业务全部交给“吃软饭”（当事⼈⾃嘲语）的老张。

为⼀些⾼品质的、在⼤陆出版遇到⿇烦的作品，保留原汁原味的简体中⽂版本，学术的、⽂学的都可以。这是老张说服作者时的表述，也是他真实的内驱⼒。

前⼀段时间老张去了台北，旁观了该地区领导⼈的产⽣，此外，他还⻅了龙应台，希望她⽆法在⼤陆出的书，可以留存⼀份简体中⽂版。他还在等回复。

老张⽬前的出版更强调⽂学价值。不能说，老张是⼀个多么笃定的⼈，他也常常怀疑⾃⼰能坚持多久。不过他⾎脉⾥确实有执拗的部分，比如他的公号就叫“⼀主义”，他解释，“践⾏⼀理，躬⾝⼀事，是为⼀主义”。此外，做出版⼆⼗多年，他坚持⼏个“不”字，不做编的书，不做攒的书，不做跟⻛的书。

别把我写成只按情怀做事的⼈，老张对我强调，他也为稻粱谋。比如，他以非常低的价格，承接了傅老师⼏位学⽣的习作出版。在⼤陆，⼀个书号通常值⼏万元，在⽇本，获取了出版资质之后，书号成本，⽆，事前审查，⽆。仅有⼀些设计费和印刷费。

语⾔是很⼤的障碍。前⼀段去印⼚，老张与对⽅⽤⼿机Line（类似微信）的翻译功能你⼀⾔我⼀语地沟通。幸好这样的沟通关系⾥⾃⼰是“花钱⽅”，如果是反过来，肯定没戏了吧。现在，他发现⽤ChatGPT写商务往来邮件也能解决问题。

他清楚困难有多⼤，“最初来，带着在东京做出版的雄⼼壮志。但来了以后你就会发现，⼀个哑巴加聋⼦，连⼈家的边缘市场都进不去。”

他的创业在外⼈看来真是寒酸，傅老师的书起印1000册，印出来也是⼀⼤堆。因为没有库房，印⼚送货有很多要求，需要专做纸箱，他不愿多付这些费⽤，⾃⼰租了⻋拉了两趟，搬运⼯也是⾃⼰。⽇常推销和书店送货，则是前⾯描述的肩背⼿提，他戏称这是“⼀个⼩书商的⽇常”。

新书出炉，和朋友去印刷厂自己运输

带有农耕肤⾊的老张，这样说起他的满⾜：“这些书都是我种在⼟⾥的⼟⾖。你给它浇⽔施肥，成熟了，挖出来，把泥巴洗⼲净，亲⾃拉到市场上去卖。每⼀本书都是⾃⼰亲⼿摸过的，每⼀步都是踏实的，可感的。不像我在国内做出版，⾯对的只是⼀个数字，我签个字，这书印10000册，都不知道它们的去向。”

老张喜欢⼀个⼈说了算的感觉，“在⽇本做出版，我有掌控感。”

在老张之前，还没有谁打过⽇本华⼈图书市场的主意。傅国涌的那套书出版三个⽉，出货300多套，远远超出那些前辈的预期。当然，也离不开朋友的⽀持，与老张合租办公室的朋友说，你做的是正事，我要⽀持，⾃掏腰包买了5套。另外⼀个熟悉的⼤哥，回国之前也买了5本，说要带回国送朋友。老张⼀再强调，不是为了情怀，他⼼⾥是有计算器的，理论上，他已经不会亏了，“再给我半年时间，相信可以运转起来”。

老张很确信地对我说，⽇本是有这个⽣态、有这个⼈群基础的，能否触达，是我能⼒的问题。这事虽然很⼩众，如果能有三五百个⽤户，也就够维持了。傅老师经常⿎励他说，“寻找千⼈中之⼀⼈”。

这个春夏，老张常和别⼈提到的话题是：我们的⼒量从哪⾥来？“我觉得要⾏动，⾏动才有⼒量。”

当然，做这类不被看好的出版之前，老张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⼤不了⼗年不挣⼀分钱，把北京的房⼦卖掉（可是，北京的房⼦也不好卖了吧？）。

他说，还有最坏打算之后的准备，就是在⽇本也待不下去了，就回湖南乡下去——出来之前，老张为妈妈重建了湖南乡下的老房⼦——实在不⾏，真的可以回乡种⼟⾖。

读道社办公室一角

老張賣書,肩背手提，加小拖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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